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人口减量化”“人口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现代人类社会中，人口减量化直接与人口少子化密切相关。我国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低于2.1，近年来更是下降到1.3以下，长达三十余年的偏低生育率积累了人口减少的势能。预测结果显示，即便自2022年起总和生育率一直为2.1，我国人口总量也将在2044年达到峰值14.9亿人。人口快速下降是极为不利的，容易诱发“人口收缩—经济降速—人才外流”的负反馈循环强化，这在我国局部地区（如东北地区）已经有苗头倾向。但对于全国人口来说，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负增长速度是比较温和的，2022—2050年年均减少0.28%左右。温和的人口下降尽管会带来公共资源闲置浪费风险、国内市场扩张乏力、政府收支矛盾加大等消极影响，但是也会给经济社会进行适应性调整留出了一定时间。

　　一、人口减量化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

　　人口增长无非正增长、负增长、零增长三种模式，任何一种人口增长模式都伴随着机遇和挑战，“理想模式”并无定论。从机遇角度看，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可以为增进国民福利、加强生态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营造适宜的环境。

　　一是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增进国民福利。人口负增长下，为满足未来新出生人口需求储备的生产能力将减少，国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可以释放出来用于消费、增进福利，进而提高生活水平。我国人口负增长将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供有利条件，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同时，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减少意味着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提高，福利水平将得到改善。如果说，人口增长更有利于“国强”，那么人口减少则更有利于“民富”。已有研究普遍发现，世界主要国家间人均GDP与人口规模、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速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二是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加强生态保护。目前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总体处于紧平衡状态。从环境适宜性看，全国仍有约3000万人生活和居住在地形地貌复杂、地质灾害频发等不适合人类常年生活和居住的区域。从粮食生产看，耕地增长和粮食增产潜力有限，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部分省区人粮关系较为紧张。从大气、水资源承载看，全国超过一半的地级市处于大气环境超载状态，华北地区和西北内陆干旱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比较严重。从能源供应看，2020年我国能源自给率仅为82%，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高达73%和43%，能源安全保障压力较大。我国人口减少有利于缓解生态承载压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更加协调发展。

　　三是有利于倒逼科技进步和资本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将倒逼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更加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对人的投资，以人的“素质提高”来对冲人的“数量减少”。此外，人口减少将抬升企业用工成本，激发企业推进“机器代人”的内生动力。人的劳动将从基础、重复可复制的高强度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多需要创造力和同情心等人类特质独有的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减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机器代人”的速度明显加快。

　　二、人口减量化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

　　一是公共资源面临闲置浪费风险。人口负增长减少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对应服务的人口数量，对公共资源的规模经济和价值实现带来较大挑战。以教育资源为例，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城乡、区域人口流动加速，许多农村和小城镇学龄人口显著减少，导致大量校舍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人口收缩也将大幅提升公共资源配置难度，对及时掌握人口变动并进行科学预测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激发国内市场需求的难度增大。人口负增长对经济需求侧的影响比较明显，在人均消费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减少意味着总消费下降，市场规模面临收缩压力。同时，由于看淡市场前景、预期恶化，企业投资决策趋向保守，投资意愿随之下降，企业家冒险进取精神也受到抑制。行业间发展鸿沟扩大，农副食品、纺织、日用品等传统行业发展面临更大困难，部分产能和企业将直接报废、退出市场。

　　三是加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短期看，人口负增长会降低政府在新生儿、青少年培养方面的支出，但在中长期内，劳动力减少会导致税基缩小，税收收入的损失更大。人口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全社会养老和医疗负担加重，社会保险收不抵支风险持续积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仍然过度依赖财政补贴，无法自我维持平衡。2015年我国社保财政补贴首次突破1万亿元，2015—2020年累计为9.06万亿元，占同期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比重达到22.9%。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胡祖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