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欧盟27国代表2日投票一致支持《人工智能法案》文本，标志欧盟向立法监管人工智能迈出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计算机和通信业协会批评说，许多新的人工智能管理规定尚不明确，（这样严格的监管法案）可能会减缓创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在欧洲的开发和引进。

　　早在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法案》提案，意在构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人工智能法律，2023年5月，回应ChatGPT的挑战，欧盟又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的谈判授权草案。这项新技术立法经历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投票前不久，欧盟还不确定德国是否会投赞成票。可见在人工智能上监管跟进与伦理评估的复杂性。

　　加速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的内在特征，本质上也是资本的内在特征，其稳定可靠是建立在加速基础上的，因此不可能理想性“暂停”一段时间来静待应用伦理的构建。意在强化伦理约束的欧盟可信人工智能指南反而强调技术的“健壮性”原则，即，如要使人工智能朝向人权和人类福祉的旨归，须以不断的发展实现安全可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伴随技术思考伦理应对，使伦理约束至少在技术手段上与约束的对象同步。

　　对算法影响进行评估、对产业链上下游不同角色进行责任认定、建立监管沙盒等等，都需要以技术本身作为防御工具，更需要立法和监管以动态方式跟进观察技术前沿，抓取技术工具。ChatGPT带来的全球性讨论中，业界学界很多人也同样反对“AI末日论”“AI恐怖主义”，强调技术本身的反向运用能力。有专家一针见血：在人工智能之前，数字内容的造假已经存在，如果担心人工智能生成虚假的人物和虚假的视频，答案不是禁止文字处理器、Photoshop，或者人工智能，而是利用技术构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系统。

　　与之一体两面的问题是，监管方应警惕技术滞后，或者因为立足于落后技术思维而导致自身成为问题制造者。良好的监管将有效增强技术的安全感和控制力，减少新的风险，但低效监管和低能监管则肯定会使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更为复杂化。因此需尽可能前置技术评估时间、形成监管主体对技术的敏锐性反应。《人工智能法案》确定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明确定义，区分于一般软件系统、编程方法，以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广泛接受性；定义了人工智能的四个风险级别，分级对人工智能提供者规定义务；此外作为主动性技术防御措施，法案还要求欧盟各成员共建一个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数据库，供应商应按照相应要求将规定的数据输入该库中，可向公众免费提供，面向算法透明，在公众知情权和商业秘密之间达成一个技术性平衡。法案所体现出的技术伴随意图和较高的技术主动，值得关注。

　　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置于媒介环境中考虑，就会发现技术主动原则是一种必须建立的底层逻辑。今天我们面对的媒介可以理解为资本、技术、媒体三位一体的大型架构，在理解和定义重大社会趋势、选择时，媒体被认为有合法性，很容易将资本及技术的原始冲动合理化。上述欧盟草案所列的风险级别中，大型网络平台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超过4500万）所使用的算法推荐系统，被列入了高风险人工智能，正因为其会对网络安全、公众舆论等产生强烈效应，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元”影响力。在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中考虑中国的本土情况，欧盟立法的过程及其“技术主动性”，需要我们引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