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美国抓住了数字革命的机遇，创造了10多年的经济繁荣。欧洲、日本等地区通过积极推进数字革命，产生了巨大成效。如今，在新的国际格局、时代背景下，对我国而言，数字革命是需要抓住的重大机遇，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所积聚的巨大优势，引领全球经济尽快复苏。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一）主要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基本明确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经济圈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些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基本明确。

　　表1：主要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来源：公开数据，国脉研究院整理制表

　　除此之外，福建、贵州等地也都基本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如，福建省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数字福建”重要战略，2019年成为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贵州大数据战略行动早已深入贵州肌理，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贵州模式”基本成型。

　　（二）数字经济规模稳步增长，占GDP比重逐年提升

　　中国信通院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增加值2019年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

　　图1：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及占GDP比重

　　来源：数据来自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国脉研究院制图。

　　图中数据表明，2005-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逐年稳步增长，年均增长2.4万亿元，2019年较2005年总体规模增长达13.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6%，而同期我国GDP仅增长了5.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8%。

　　（三）数字经济“四化”框架初步形成

　　数据要素被列为新型生产要素，经济社会实现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变革，数字经济“四化”框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初步形成。

　　首选，我国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研究表明，2019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达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从结构上看，软件业和互联网行业占比持续提升。

　　其次，我国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研究表明，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28.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0%。其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7.8%、19.5%和8.2%。

　　数字化治理方面，目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政府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从程序化反馈到快速灵活反应转变，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在步入全新发展阶段。

　　数据价值化方面，价值化的数据要素正在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数据价值化正在驱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二、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与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尽管目前已步入基本成熟期，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数字经济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足。从各地区的数字经济规划/措施来看，各地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谋发展的战略必争之地，竞相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目标，并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方面系统布局，同时配套一系列体系化的政策文件推进落实。但由于从总体上缺乏统筹协调与分工协作，大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举措同质化现象明显，特色化和个性化不足，亮点突出地区相对较少。

　　二是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有待优化。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我国数字经济位居全球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目前而言，我国虽然已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作出了诸多有益尝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我国及全球数字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使之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是数字经济新动能培育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发展数字经济是国际性议题，需要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但当前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对外面临全球疫情不确定性风险、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风险。其次，在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仍然面临国内经济受疫情重创、全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统筹协调、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等相关问题。

　　三、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从顶层设计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布局。首先，从国家层面出台一个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发展重点等进行统筹部署。其次，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命脉的数字产业，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实施相对集中的统筹布局，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再次，结合四大经济圈等重大战略区域，组建相关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推进小组，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推进，打造数字经济区域发展高地。最后，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特色经验进行充分总结、系统推广，进一步扩大试验区范围，打造可复制的特色数字经济发展标杆。

　　二是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马源表示，“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与优化，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着力：首先，要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尽管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制度建设仍然滞后，因此要以问题为导向，构建长效机制，为持续深化改革打好基础。其次，要将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纳入“放管服”改革体系。包括，在事前准入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准入条件；在数字素养方面，明确目标方案，提升数字素养。

　　三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手段不断创新。首先，要对不同领域“数字基建”实施不同发展策略，比如对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数字基建”应该由政府主导、统筹布局，对于涉及高新技术和专门领域的“数字基建”应该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提高市场主体参与度。其次，要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施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包括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厘清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分类施策、精准监管等。最后，要结合技术趋势，加强相关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不同领域中的创新应用，提升应用成效，推广应用成果，促进高效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包括主要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基本明确，数字经济规模稳步增长、占GDP比重逐年提升，数字经济“四化”框架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数字经济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足、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数字经济新动能培育面临巨大挑战等主要问题，因此建议从顶层设计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布局、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手段不断创新，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引领全球经济尽快复苏。